就在西贡、顺化、岘港、头顿等各大城市张灯结彩，到处悬挂天主教旗帜，准备隆重庆祝吴廷俶担任主教25周年之时，正在新泽西樱桃农场度假的李为民，收到一份来自白宫幕僚长的邀请。

肯尼迪要见自己，李为民感觉有些奇怪，同时又不是特别奇怪。

奇怪的是双方尽管私交不错，但在涉及到越南这一问题上，肯尼迪不想受太多先入为主的影响，极少咨询他的意见而李为民则对这位总统先生的命运始终存在担忧，不想甚至不敢卷入那些后世都没搞清楚的阴谋，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

相比之下，妹妹李为青就没那么多顾忌，可以走“夫人路线”。

不奇怪的是，“左、右勾拳行动”刚获得空前成功，许多支持越南的美国人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西贡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一个叫邑北的地方，南越政府军和美国军事顾问遭到越游击队伏击，3架正在机降南越部队的美国直升机和两架救援直升机被击落。

指挥行动的是政府军第7师少将师长黄文高，高级军事顾问是陆军中校保罗范恩，当时范恩中校正在一架观察机上，发现直升机坠落，当即命令地面上的政府军第7师装甲运兵车攻击前进，从直升机上救援幸存者，但车队指挥官拒绝行动。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中有3名美国士兵，南越军队竟然拒绝营救。情绪激动的范恩中校，最终命令一个美国顾问枪毙了那个军官。自己掌控指挥权。

车队终于开始前进。但在越游击队坚决果断、训练有素的火力面前不得不停下。

中校要求黄文高增派部队。同样被黄文高拒绝了，直接导致游击队利用夜色溜之大吉。而且一支参加行动的伞兵部队，因错过降落地点，造成重大伤亡。最终游击队只损失18个人，却杀死了大约80名南越士兵和3名美国士兵。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二天一早，黄文高命令部队向早空空如也的村庄发起进攻，结果反而炸死了几个南越士兵。并且差点炸死几个美国记者。

记者听了范恩中校直言不讳的描述，报纸马上就报道这件事，舆论一片哗然。有人反战，有人指着白宫的对越政策，把肯尼迪搞得焦头烂额。

就在这个时候，吴廷琰还不让人省心。

他无法忍受美国方面的批评，甚至不允许他认为不友好的美国人留在越南，范恩中校对新闻界的评论遭到报复，西贡政府将战斗失败全部归咎于范恩，而军援司令部竟然要解除一个合格军官的职务。把他调到一个偏远无人访问的地方，作为退让的姿态。

美国媒体针锋相对。几乎所有报纸都把吴廷琰兄弟批得体无完肤。

吴廷琰认为这一切的一切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因为敌人是越而不是他和他的家族。频频召开记者会，发动新闻战，抨击美国干涉内政，试图用微不足道的援助，来索取越南主权的巨大让步，试图把南越变成试验动物和榨取利润的对象。

提供那么多援助，牺牲那么多美国士兵和平民，却换来这么一个结果。

许多美国人不乐意了，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华府召回大使、停止对越军援。美吴关系降到冰点，国内压力越来越大，肯尼迪必须尽快调整对越政策。

随着他的重活，历史已发生巨大改变，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从农场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李为民一直在想肯尼迪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支持国务院推动西贡政府“换届”，还是借这个机会撤出越南。

“李，感谢你的到来，全乱套了，总统先生非常想听听你的意见。”

泰勒将军亲自到机场迎接，可见事态有多么严重，李为民紧握了下他的手，钻进轿车苦笑道：“将军，其实您早预见到这种可能性。”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麻烦。”

南越麻烦太多，不仅有吴廷琰兄弟，还有越，还有谁也不服谁的军官，李为民不想太早表明态度，没发表任何观点，就这么沉默着赶到白宫。

肯尼迪正在椭圆形办公室看电视新闻，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情局长约翰麦康恩以及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全在。

全是老熟人，在他们这一届政府当选前就经常打交道，妹妹更是这儿的常客，这么多高官等他一个，李为民倒没有什么受宠若惊的感觉，朝开门迎他进来的罗伯特肯尼迪先点了点头。

“李，我亲爱的朋友，随便坐，先听听这家伙说什么。”

事态确实严重，但肯尼迪经历过更严重的古巴导弹危机，看上去很淡定，甚至像往常一样露出热情无比的笑容。

跟麦克纳马拉等人打完招呼，李为民才注意到电视里直播的是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非常著名，接受访问的嘉宾同样来头不小，普利策级获得者、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大卫霍伯斯坦，而且是刚从西贡回来的。

“他接受大量援助，却不打算让美国来指导他的政府和他的战争，用前任驻越大使德布罗的话说，改组军事机构实际上是要求他与本家族以外的人分享权力，这是他极不愿意的。

华府不断敦促他扩大政府基础，他总是说越南是不发达的国家，缺乏适当的人力资源，他及他的兄弟对我们变得越来越多疑，千方百计限制美国的影响范围，乃至限制我们对南越内部情况的了解”

主持人词锋尖锐地问：“大卫，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华府对越政策貌似强硬。实际上并没有决心？”

“确实如此。”

大卫霍伯斯坦肢体语言极为丰富。一边做着手势。一边分析道：“德布罗和使馆人员认为南越必须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事实上确实非常有必要。正如刚才所说，改革就要与其他人分享权力，吴廷琰无法接受，认为这是美国对他的批评。

而我们的政府竟然天真地认为，德布罗就南越政治改良提出最后通牒是不明智的，认为德布罗已成为美国与吴廷琰合作的障碍。前任军援司令麦加尔甚至告诉国防部，这种行动将削弱西贡政府的作战能力。会导致越取得进一步胜利。”

主持人追问道：“所以华府决定由现任大使诺汀接替，把影响吴廷琰的一切希望，全寄托在保持他的信心和尊重他最终的权威上。先行改良，然后增加军援的要求，最终被悄悄收起？”

“我非常认同这一观点。”

大卫整了整领带，像政治分析家一样接着道：“我认为华府是鉴于此前改良的尝试和在1960年11月未遂政变中暧昧的态度，损害了吴对美国的信心，所以迅速把恢复信心、重建美吴之间融洽的关系作为出发点。显然，这等于规定不做任何认真的促进改良的努力。”

主持人翻开了一眼资料，抬头对着镜头说：“我注意到现任驻越大使此前担任合众国驻北约副常任代表。完全缺乏同亚洲有关的经验。从大卫先生的分析中能够想象到，他之所以被选任其职务。或许只是因为他举止文雅、待人有礼，正好符合改善美吴关系的需要。”

“诺汀先生显然满足了这一需要。”

大卫接过话茬：“如果从促进改良的角度看，他无疑是最坏的人选。他完全抛弃前任德布罗的萝卜加大棒政策，用最乐观的可能性来解释吴廷琰行为。上任大使以来，他对吴几乎百依百顺。”

“百依百顺，他是我们委派去的大使吗？”

“听上去难以置信，但确实如此。他只与西贡政府上层打交道，根本不关心那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同政府相处很好，把它对现实情况的说法向上汇报，那么你就算做好了你的工作他禁止使馆成员同任何持不同意见的越南人交谈。

只要你没听见，它就不存在。只要你没看见，它就永远没发生。他的政策就是吴廷琰要求什么他就同意什么，以便与吴廷琰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回报。”

大卫霍伯斯坦绝对是反战派，竟绘声绘色的模仿道：“他甚至发表公开评论称，我毫不怀疑，美国在给予这个政权全方位的支持方面做的很明智。依据我们在这方面的国内国外态度，我认为，我们可以开始给这个政权提供更广泛的支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